他告诉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，其主要原因：一是我国肉牛产业形成较晚，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开始萌芽；二是我国本土黄牛长期的役用性能选择，导致国内牛品种肉用性能长期受到忽略，产肉性能偏低；三是新中国成立后的自主培育品种多为乳用或乳肉兼用类型，虽然推动了我国牛肉产量提升，但其生产效率与大型的专门化肉牛品种仍有较大差距；四是目前已培育的几个专门化肉牛品种，还不足以解决整个产业的供种问题。

　　肉牛育种是一个极其漫长且艰苦的过程，仅在选育提高阶段“华西牛”就经历了4个世代的选择，而每个世代需要3-5年时间，在这一期间又要不断进行测定和选育，才将最优秀的生产性能固定下来。

　　8月9日，第二届畜禽种业科技创新峰会发布消息称：去年12月经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，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主导培育的“华西牛”获得了国家畜禽新品种证书，成为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专门化肉牛新品种。

　　在乌拉盖基地的20年间，李俊雅及其团队是乌拉盖牧民的朋友，是老师，也是学生。

　　刘现武说，近年来，我国肉牛生产总体保持增长态势，生产水平逐步提升。但也要看到，牛肉产量还不能完全满足消费快速增长需要。原因主要是我国肉牛业起步晚，品种生产性能与国际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，养殖机械化程度和生产效率等方面也有待提升。

　　在“华西牛”的培育之路上，李俊雅团队遇上的第一个难题是，由于肉牛世代间隔长、繁殖效率低，且生产模式复杂、育种数据收集难度大，导致肉牛育种遗传进展缓慢。

　　2004年，李俊雅团队开始在那里组建“华西牛”育种核心群，在群内选择公牛开展横交固定，采用核心群、育种群和扩繁群三级繁育体系，将常规育种和基因组选择技术相结合，利用开放式育种核心群模式开展选育。

　　乌拉盖地区的新品种培育基地，记录了他们在“华西牛”选育提高阶段工作的点点滴滴。

　　从2003年起，团队与乌拉盖地区合作意愿强、群体稳定、育种基础好的15户养殖户建立了合作。2018年，他们又在乌拉盖管理区成立了有22户成员的博昊良种肉牛繁育专业合作社，负责“华西牛”基础母牛群和核心牛群的管理，到2022年，全国“华西牛”核心场户达41家，联合育种企业总数达60余家，形成了“华西牛”联合育种模式。

　　育种这条路，道阻且长，但他们选择继续走下去。李俊雅说，“育种工作，犹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”

　　研究团队在了解了乌拉盖的环境后，就从当地牧户生产问题实际出发，从表型测定和系谱记录等基础工作入手，应用分子育种等先进的育种手段，专攻肉牛生长速度慢、繁殖效率低、表型数据收集难度大、持续周期长等一系列育种薄弱环节，最终育成“三高两广”的专门化肉牛新品种。

　　他告诉记者，“华西牛”培育工作起始于1978年，其培育过程经历了杂交探索阶段（1978-1993年）、种质创新阶段（1994-2003年）和选育提高（2004年-至今）三个阶段。经过43年的杂交改良和持续选育，才最终形成了当前体型外貌一致、生产性能突出、遗传性能稳定的专门化肉用牛新品种——“华西牛”。

　　在锡林郭勒盟东北边境乌珠穆沁大草原，有一个名为乌拉盖的地区，位于乌拉盖河、斯尔吉河、乃林河流域，那里水草丰美，适于养牛，是内蒙古自治区乌珠穆沁马、牛、羊的主要产区之一，历史上有扎格斯太牛、满都宝力格牛等地方牛种。

　　这是一场长达43年的科研长跑。长跑过程中，有人放弃，有人改行，留下来的抱着把“冷板凳”坐穿的坚韧，培育出了中国自主的肉牛品种。

　　李俊雅推算，“华西牛”再经过5到10年选育提升，其生长速度、产肉性能和屠宰性能等主要肉用指标将媲美美国、澳洲等发达国家优秀肉用西门塔尔牛群体。“华西牛”优秀个体冻精可以对外出口，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。

　　为此，团队建立了我国第一个“华西牛”基因组选择参考群，率先将基因组选择技术应用到肉牛育种工作实践中，大幅提升了育种效率，最终实现了肉牛育种核心技术的“跟跑”到“并跑”。

　　育种初步成功后，李俊雅的团队又迎来了新的推广难题，即“华西牛”的育种群规模较小，严重制约了育种效率和育种进展。

　　从40年前选定了研究方向，到20年前走出实验室，常驻草原深处的乌拉盖基地，这个团队对自己的选择从来不悔。面对荆棘，这个团队也只有一个选择，那就是向前攻坚。